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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研究述评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党的十一届中全会以来史学界对皖南事变进行了大量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澄清了一些疑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但是目前学术界对皖南事变的研究还有一些分歧和争议问题，我们在这里拟对皖南事变研究中存在分歧和争议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关于项英有无“三山计划”的问题

?关于项英有无“三山计划”的问题，是皖南事变研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项英有一整套完全违背中共中央意志的系统的“南进”主张。这一主张也被称为“三山计划”，即南向天目山、黄山、四明山方向发展，企图进入浙赣，甚至到江西老苏区去，开辟出一块与华北、华中三足鼎立的新的抗日根据地。该种观点认为，项英的南进主张是由来已久的。1940年1月14日，他致电中央军委和刘少奇说：“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一切工作须按全国情形来布置，不能限一方面，也不能各自打算，你的指示确难遵行。”同一天，他又向中央提出：南方“应有一支军队坚持作核心，来团结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斗争”。“皖南环境，北渡困难。”提出“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对此，中共中央曾于1940年5月4日致电项英，全面系统地重申了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批评了长期以来项英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并且要求项英亲自向皖南干部传达。项英本应亲自传达中央五四指示。但他“不理解和不执行中央的方针，片面地强调皖南的特殊性，不敢发展，不敢斗争。”并且对中央批评表示不满，说：“中央责成我传达，不能负此责。既不愿杂以我的意见或辩论，影响中央指示精神，又不能静默不言。非我口是心非，为党的利益，故请袁（国平）传达，以免影响党内的一致。”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死守江南，把皖南新四军12000人束缚在泾县到繁昌间不到100公里的